社会趋向能动，营商环境承压
2026年，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将持续发酵，加剧社会力量的行动意愿。
2026年，全球企业或将迎来一个秩序失范的“新世界”。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与重组后，世界格局正日益显现出无章可循的特征。越来越多政府逐渐偏离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商业规则，转而采取更具交易色彩和情景导向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私营部门、非国家行为体、恐怖组织、犯罪集团以及能动型社会团体对政府与商业活动的影响也愈发错综复杂。
秩序新生，规则失序
无论是不成文的惯例，还是艰难达成的条约，规则始终是国际社会运行的基本边界。在贸易、运输、金融、科技等领域，正因有章可循，商业风险才可控，全球经济才得以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然而，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正通过多种方式打破既有秩序：以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等“看得见的手”，取代市场自我调节的“看不见的手”；借领土争端和先发制人打击，以安全之名强化主权；通过供应链安全和数据保护法，以限制取代互联互通；甚至依赖非正式承诺和幕后协议，使私交凌驾于正式外交之上。
面对规则持续演变、甚至趋向失序的现实，企业与组织必须尽快理解并适应这一新环境，掌握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格局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地缘博弈升级，贸易规则重构
当既有规则瓦解，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加剧，多国政府因地缘安全焦虑，倾向于将地缘政治议题过度泛化，进一步激化全球竞争。失序的新格局也为历史积怨的清算和底线试探创造了条件。近几年，跨境冲突、暗杀行动、先制打击、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蓄意破坏等可明确追溯至特定行为体的行动显著增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展望2026年，企业和组织面临的主要地缘挑战将集中于如何应对机会主义挑衅和误判风险上升，以及“主导权争夺”和“威慑博弈”下的新地缘平衡态势。
全球贸易体系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主要经济体之间已不再遵循统一的“游戏规则”。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因国家安全豁免、重商主义补贴以及强硬关税等政策而逐步瓦解。这一趋势在日益频繁的国家间施压行为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市场、行业与产品高度集中的领域。
展望未来，全球贸易规则或将进一步向双边、区域与联盟式合作倾斜。不同的合作伙伴将基于安全合作程度、意识形态契合度以及战略利益，构建差异化的规则体系。此外，政府对关键供应链的战略干预也将持续加剧。2026年，厘清并监测相关规则的演变将是一项艰巨任务。企业若能在多元化和本地化方面增加战略投入，采用灵活合同安排并持续提升地缘政治风险意识，方能在新格局中赢得优势。
全球治理合法性鸿沟扩大
全球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正进一步扩大规则制定者和承受者之间的合法性鸿沟。例如，“全球南方”国家仍将联合国视为全球规则的主要仲裁者，但同时也日益认为其脱离当前地缘政治现实。202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或将继续寻求能够参与规则制定的平台和机构。
与此同时，民主倒退正在削弱选举制度和公民社会对违规行为的制衡能力。公众对机构信任度的持续下降，使得规则、法规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这种趋势可能助长腐败和裙带关系，进一步加剧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公，甚至出现“守规则者反陷劣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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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将深度影响商业机遇。政府干预加剧，商业逻辑可能逐步让位于战略议程，进而影响成本、投资与市场准入。在展现商业承诺方面，企业或将面临更大的生产和供应链本地化压力。全球化运营使企业难以置身事外，根据本地需求进行业务布局和组织调整或将是成功的关键。
- 规则不再仅由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和非国家行为体也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企业持续推动新兴技术突破，而监管机构仍难以同步；恐怖组织可能通过袭击制造冲突，干扰战略决策；能动型社会团体也可能施压政府，迫使其在税收、气候与移民等议题上妥协。企业不仅需要理解政府的行为动机，也应密切关注具备政治或安全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
- 利益共识将构成新的价值基础，国际关系将更趋交易化和情景化。不同体制或价值观并不妨碍国家和地区间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合作。临时联盟和区域协定的重要性会日益上升，非西方和“全球南方”联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在多极格局中，企业应把握机遇，在各类场域提升自身能见度，并平衡道德责任与合规义务。
- 动荡与变化将成为常态。2026年，国家间地理边界和外交底线将面临更频繁的挑战，冲突风险持续攀升。企业需做好充分预案，保持高度警觉，以快速应对突发危机。企业可以针对高影响、低概率的情景开展战略性压力测试，为应对未来一年极端复杂、多维的危机做好扎实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