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里到加蓬，非洲政变浪潮何以四起？

当地时间8月30日，非洲中西部国家加蓬在总统邦戈宣布连任后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宣布取消选举结果，接管国家政权，后又任命加蓬共和国卫队指挥官恩圭马为过渡领导人。这距离最近一次的非洲国家政变——尼日尔政变仅仅过去一个月时间。

近年来，中西部非洲国家局势动荡。自2020年8月的马里开始，短短三年时间内出现了9次政变，涉及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随着加蓬局势突变，持续的非洲“政变潮”使国际社会和市场的担忧加剧。非洲政变多发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地区稳定和营商环境又会受到何种影响？

• 政府治理不善和经济萎靡不振是政变在中西非国家内蔓延的重要因素。
• 地区组织难以对政变行为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从侧面增加了动荡蔓延的威胁。
• 政变频发加剧了非洲地区的不安全形势。在中西部非洲国家内运营的企业不仅可能遭遇突发的运营中断，还将面临复杂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动荡蔓延

在加蓬政变前一个月，尼日尔军方在首都尼亚美扣押了总统巴祖姆并解除其职务。这场政变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ECOWAS）随即采取贸易禁运、军事干预警告等措施向政变军人施压，并宣布准备好向尼日尔部署常备部队。马里与布基纳法索此前表示，若尼日尔遭遇外部军事干预，两国将向其提供军事支持。地区冲突的阴霾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

就在各方聚焦尼日尔危机之际，突发的加蓬政变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自2020年以来，7个中西部非洲国家发生了9次军事政变。外界担心非洲频繁的政变事实上已形成“破窗效应”：一旦某国的军事力量成功掌权，其他国家军队可能以此为借鉴而效仿。

虽然触发各国军事政变的动因有所差异，但其共同机理是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在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苏丹等国，人们对老迈的政治领导人感到不满，认为其治理不善且脱离民众，而军政府则承诺进行治理改革。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也为政变提供契机——伊斯兰激进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行动削弱了地区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应对安全危机成为军队接管政权的“合理化”理由。经济方面，近年来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使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给部分非洲国家带来巨大影响，加剧社会不满和政治分歧，进而埋下政变隐患。

在地区动荡的背景下，外界对于非洲政变浪潮会否涌向更多国家感到担忧和不安。我们建议重点关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乌干达、南苏丹、津巴布韦这几个国家。无论是围绕继任问题的权力争夺、执政阵营的内部争斗、还是民众和反对派对于政府治理的不满，都可能引发不稳定的风险，为军队接管政权创造空间。

国际反应

加蓬政变后，国际社会对于该国局势予以强烈关注，但各方表态存在差异。联合国和非盟都对政变表示强烈反对，西方国家则提及该国“选举不公”，但总体上外界并未就复职邦戈施加重大压力，这与尼日尔政变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尼日尔危机发生后，西共体立即采取了制裁和暂停成员国资格等一系列措施，并要求7天内恢复总统巴祖姆的职务，否则不排除使用武力。

考虑到内部分歧、资金短缺、经验缺乏等因素，非洲地区组织在应对军事政变方面或仍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尼日尔政变后，西共体内部出现分歧。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贝宁和加纳表示将支持组织的军事行动；尼日利亚则最终决议应选择政治和外交途径；而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和尼日尔则表示一旦出现军事干预，可能将退出西共体。对于加蓬政变，其所在的区域组织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由于在应对危机上缺乏经验，也不太可能实施制裁和军事干预。

自信而强大的区域集团有助于对潜在的政变行为形成威慑，或在政变发生后作出快速反应，但目前看来非洲组织很难在这方面施加足够影响力。尼日尔军政府无视西共体通牒并拒绝非洲国家派代表团访问，以及非洲联盟在2021年10月苏丹政变后未能推动恢复文官统治就证明了这一点。

商业影响

结合过往历史和近期局势看，非洲国家军方接管政权后，通常会采取关闭领空和陆地边境的措施，这可能立即导致企业运营中断。与此同时，国内动乱爆发的风险升高。即便部分民众一开始因反对执政当局而支持军事政变，但若之后的恢复文官政府进程以及改革步伐过慢，抗议目标很快就会转向军政府。

此外，企业还需注意政变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尼日尔政变后，军政府在地缘政治倾向上发生重大改变——与法国签署的五项军事协议全部撤销，法国媒体也在当地遭禁。这与巴祖姆政府之前的亲西方路线截然不同。尽管萨赫勒地区目前不太可能因部分国家的地缘政治路线改变而爆发代理人冲突，但在政变风险较高国家内运营的企业仍需警惕衍生影响和制裁风险，并制定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