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地区分析与展望——中东和北非

在本期全球分析与展望中，我们将视角转向中东和北非地区。但与分析其它地区稍有不同的是，由于这片五海三洲之地的特殊属性，本次的分析将不局限于该地区本身，更会试着对该地区上演的种种博弈所造成的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作出解读。重点关注风口中的伊朗问题、阿尔及利亚的新政，以及埃及能源雄心背后的体制缺陷。

在化险集团所预测的2020年全球五大风险中，第四大风险是：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愈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短期战术、而非长期战略上，以应对眼前危机。甫一开年，这一预判可能已经得到印证：美国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圣城旅”指挥官、被视为伊朗二号人物的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定点清除行动震撼了整个中东，并可能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地缘政治影响。

输赢难定的博弈

目前看来，这一行动似乎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利益和战略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指责他并未考虑到袭击给美国及其盟友所带来的潜在后果。

• 如果美国的战略是先发制人，防止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受到袭击，那么行动结果反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商业资产构成了安全威胁。亲伊朗组织可能会将美国资产视为目标，且范围不限于该地区。
• 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那么苏莱曼尼之死也不太可能让伊朗领导人愿意就新核协议进行谈判。相反，伊朗已经宣布进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最后阶段，与美国想要达成的协议目标渐行渐远。
• 此次行动还可能破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重要目标——清除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残余势力。“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其它地区的威胁并未消失，分散的武装分子仍有能力发动袭击。如果美国部队因此次行动而被迫撤出伊拉克、或缩减行动规模，就将削弱应对这一威胁的能力。
• 在地缘政治方面，此前特朗普政府决定从叙利亚撤军，增强了伊朗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如今，苏莱曼尼之死可能给伊朗带来更多战略利益——伊拉克议会已投票表决，要求美军撤出该国；且伊拉克的反伊朗抗议活动已经被团结的什叶派和高涨的反美动员所取代。即使这样的改变只是暂时的，也极有可能加强伊朗在该国的影响力，对伊拉克未来的格局构成影响。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伊朗领导人是否会以类似的战术方式作出回应，还是着眼长期战略——抓住契机，提升伊朗在整个地区的软实力，并利用反美情绪团结什叶派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伊朗已经对驻伊拉克美军基地发动空袭，但仍可能面对更多内部压力，要求让美国付出更大代价。然而，任何导致美国军队或公民丧生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特朗普不可预测的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在亲伊朗派同情基础上的冷静回应，可能更有助于维持甚至扩大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并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一方面，采取这样的战略或许会进一步加深美国和盟友（英国、欧洲其它国家、海湾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隔阂；另一方面，在美国不愿保护海湾盟友的情况下，对伊朗的担忧甚至可能使沙特与伊朗间的关系出现缓和，并为也门和叙利亚的稳定打开新的局面。

波及全球的影响

美国在缺乏明确国际法依据的情况下杀死一位知名外国官员，将进一步损害美国在欧洲、亚洲乃至美洲的国家利益。

欧洲

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欧洲盟友对美国的行动几乎未表支持，一些国家（如法国）甚至公开表达了担忧。这种反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白宫的欧洲怀疑主义。

其次，特朗普在行动前没有与在该地区有驻军的英国和法国商议，甚至没有通知它们。这进一步破坏了北约内部的信任和凝聚力。毕竟，与美国相比，一旦“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更容易危及到的是欧洲国家。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对该组织实行有效打击的能力又较为有限。

再者，欧洲各国还发现，在伊朗进一步摆脱伊核协议承诺之际，它们想要挽救该协议已愈发艰难。欧盟已决定邀请伊朗外长赴布鲁塞尔磋商。然而，对伊朗而言，欧盟的可信度依然取决于它能否通过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有效地为伊朗带来经济利益。但到目前为止，情况不容乐观。

最后，欧洲还担心中东可能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从而导致油价飙升，使一些欧洲经济体陷入衰退，并引发新一波难民潮。

俄罗斯

美国针对对立国家所采取的单边行动可能会让俄罗斯提高警惕。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伊朗都被美国列入“恶意行为”名单。此次行动可能会加速俄罗斯重整军备的进程，并促使其进一步压制国内反对派。这一潜在趋势已经受到了欧洲国家的关注——他们认为美国将把全部精力放在中东，而对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军事和军民两用实力等其它重要安全问题的注意力则会减少。

亚洲

如果中东局势未有缓和，特朗普政府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度可能也会减弱。与此同时，苏莱曼尼之死或许会加剧朝鲜的偏执。金正恩已威胁称，如果与美国的谈判没有进展，朝鲜的紧张局势将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而再度升级。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一事件还可能促使一些亚洲国家加大对中东地区的介入力度，寻求成为美国的替代者。此前，日本已经在2019年12月底证实，将于2020年2月初在阿曼和也门海域部署一支自卫队长期从事信息收集工作。

对企业的影响

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在如今高度战术化的地缘政治世界中，企业需要从战略层面出发，来应对反复出现的不确定性。这将使他们有能力区分危言耸听和真实威胁，并集中精力和资源关注那些可能显著影响业务和运营结果的情况。

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已经直接影响到许多企业。除了美国，其它外国企业也已纷纷将国民从伊拉克撤离，并/或对其在中东的设施采取更高等级的安全措施，包括修订业务连续性计划等。从更长远的战略层面看，企业需要对未来的局面进行预判，并测试自身的准备情况，以便在事件发生时能以妥善的方式响应；同时密切关注可能最终导致局势升级或缓和的触发点。企业要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厘出真正影响自身运营和发展的重点，才可能更从容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格局。

2020年，广阔且尚未完全开发的阿尔及利亚市场将继续受到政治不确定的困扰。前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领导的旧政府已经在2019年更迭，2020年应当是该国开启新政府体系的变革之年，或者至少是政治精英阶层的转型之年。至于关注阿尔及利亚的外国投资者将面临怎样的变化，目前仍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军方将在幕后继续保持影响力，并确保政治稳定性和安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迫使前总统布特弗利卡在2019年4月辞职的抗议活动将在2020年持续。特别是如果爆发其它地区或全球性的“反建制”抗议活动，则该国的相应抗议更无法避免。阿尔及利亚抗议者将继续要求新政府与旧体制彻底诀别。

除了政治压力，阿尔及利亚还将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新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面临的局面非常困难。他可能会寻求部分改善国内的监管环境，以吸引急需的外国投资。境况不佳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也需要迅速改革，提高因缺乏投资而导致的产量下滑，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新政府还将热衷于通过刺激本地生产和经济多元化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抑制外汇储备下降。

不过，改善外国投资监管环境的努力或许会因抗议活动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抵制而放缓。一方面，在该国中央集权制的官僚体系中，对外国投资的敌意仍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持续的抗议活动也将充满不确定性，例如当局能容忍多久，以及其给商业活动带来的暴力和干扰会否增加。

在过去的2019年，埃及被誉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新兴市场。这一称谓实至名归。自2015年以来，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ul Fatah al-Sisi）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和其它措施，使当地运营环境更有利于外国企业。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20亿美元三年期贷款，塞西还削减了补贴，提高了税收，以减少公共支出。政府还制定了相关法律，包括新的投资法和破产法，并重启私有化计划以吸引外资。

埃及已经将商业重心转向能源行业，目标是在2020年底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为实现这一目标，埃及已经与以色列签署了进口天然气的协议，增加了对近海天然气区块的勘探，并允许私有企业使用以前国有企业独享的石油基础设施。此外，埃及还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为运营商提供各种激励措施，还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目标是到2022年有20%的能源来自于可再生领域。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外国投资者面对的挑战依然存在。例如拖延付款：毕竟，埃及将继续在各个多边机构、其它贷款机构和私有企业的偿债义务间寻求平衡。其次，最近的大规模抗议也显示，社会公众对改革步伐、政治精英腐败以及政治活动空间有限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不太可能在2020年得到解决。尽管我们预计总统塞西将继续掌权，但2020年对他而言可能会波折不断，地位也将受到影响。随着经济增长缓慢（预计2020年为5.4%）、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约占全国10%失业率中的34%）、持续的政治腐败等因素的叠加，抗议活动的频率和规模可能加剧，并偶有扰乱企业运营的情况。